| 新华网消息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长期致力于台海和平发展战略建构、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理论开拓建设的台湾问题专家李逸舟，在新出刊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专文，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台独”问题》。文章从宏观战略格局、历史成因与岛内政治因素、国际环境、两岸互动等各个层面，对“台独”作了深入透彻分析，呼吁人们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胡六点”精神，满怀信心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全文内容如下：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阶段，但“台独”的阴影似乎挥之不去。海内外特别是中国大陆不少人担忧：和平发展会不会导致和平独立？协商解决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会不会造成 “ 两个中国” ？未来民进党如果上台，和平发展的成果会不会变成“台独”的现成基础？如同“ 木桶理论” 中那块著名的“短板” 一样，“台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度与广度的重要因素，提示我们必须就此剖根究里，求真务实，彻底厘清。
一、宏观战略格局中不存在“台独”得逞的现实可能
统独斗争，说到底是一个实力的较量。有形的实力对比其实无须赘言，特别是在国际上开始以 “G2” 的高度议论中国的情形下（我们自己当然不会那么膨胀）。地域、人口、资源、相对地理位置、综合经济规模、科技与国防力量、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等等，一目了然；奥运的成功举办、“ 神八” 的举世瞩目、航母的内外热议等等，进一步显现出未来发展的趋向。其实，更为强大、更为深沉的力量来自于13亿人民的坚强意志。邓小平当年有言，统一首先是一个情感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感情问题。
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一理想与维护统一的历史传统、近代史上曾经遭遇割地赔款的屈辱记忆，决定了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决不允许台湾再次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的誓死信念。这种信念所传达出的群体意志是确切无疑的：万一事情真的发展到最后抉择关口，中国人民将不惜倾全国人力物力、不惜砸锅卖铁牺牲一切从头再来，誓死粉碎“台独”。这是二十多年来“台独”势力始终未能把事态真正推向终局摊牌、始终未能真正跨越统独红线的最终决定因素。
外部环境也足够明朗，大局稳固。恰恰是在“台独”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美国对台政策越来越由“不支持台独” 明确为“反对台独”；“台独”势力持续在国际上左冲右突，但不仅未能撼动世界上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反而促使绝大多数国家更明确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在国内专注于建设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在台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国际上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日益展现出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作用，进一步赢得世界各国对我国统一事业的理解与支持。
长期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大陆自身的稳定、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是决定两岸关系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决定未来两岸统一的基础与保障。“ 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这是邓小平早已得出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台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其可能，那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陷入某种大的持久的危机而自顾不暇；但中国正处于整个历史循环中全面复兴的上升阶段，生命力与凝聚力空前强盛，对台湾的吸引力与涵盖力日益扩大。在国际上，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 “ 与台湾关系法” 。
实践同样已经证明，“与台湾关系法”虽然妨碍了我们按照“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直接达成统一，但并不能阻挡两岸人民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统一的坚实步伐。唯物辩证法昭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只有从台湾内部逐步消除借助外力与大陆对抗的内在动因，才能最终彻底排除来自外部世界的各色干扰。假以时日，当台湾人民逐步接受统一以至主动要求统一的时候，别国其实也就再干涉不了什么。
二、台湾独不了，“台独”分子其实心知肚明
既然要“台独”，从事“台独”的人们特别是其中那些在岛内现实政治中居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就其条件与现实可能进行潜心的、深入的、长期的体察与思考。远不赘述，从台湾解除戒严、实行政党政治、主张“台独”在岛内变得“合法” 开始，岛内政治的方方面面在宏观上始终处于两岸因素的规限与制约之中。国家如同大圆，圆周厚实而坚固；“台独”如同大圆之内大小悬殊不成比例的小圆。
在一定条件下，小圆会狠劲地折腾、左冲右突，但只要撞到大圆就会弹回，始终不能逃逸出去。设身处地而论，处于台湾一岛之上的“台独”人士，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13亿誓死捍卫统一的人民及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壮大，他们对“台独”不可能性的认知与感受其实比我们生活在大陆的许多人要深切得多。早年国际上“共产主义终将灭亡” 论调盛行之际，“台独”势力或许真的幻想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但随着中国的稳固发展，这种梦幻应已逐步破灭。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2005年2月24日的“扁宋会”结束后，陈水扁在记者会上神情激动连声高喊“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那次“扁宋会”达成的十点共识中，陈水扁承诺在两岸关系上回归“中华民国宪法” 、保证“宪改”不涉及主权领土和台海现状的改变、加强两岸交流并逐步推动全面“三通”，明确表现出以放弃“台独”换取大陆与其打交道的意向。
十天后的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分组会议讨论时，发表了被广泛赞誉为中共“对台新战略” 标志性文件的“四点意见”，其中指出：“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只要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大前提，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作出正面回应，也愿意在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寻求接触、交往的新途径” 。在此大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毅然抛却以往怕被扣“红帽子”的担忧，迅即由高层人士来大陆接触，促成党主席连战4月28日的大陆之行，实现了国共领导人会谈，从此打开两岸关系一个崭新的时代。
最超出大陆群众想象的例子，是曾被视为头号“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于2006年公开表示：“台独”是个“假议题” ，并说他从未主张过“台独”。此前，还在 2003年4月5日，李登辉为一批独派人士讲课中大谈“正名制宪” 等“急独”内容后，有人私下问他对大陆太刺激会不会引来危险。李称：“中国要统一还早，台湾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负了 ” （见中央社当时电）。
李登辉多年来曾无数次地讲过“统”，后来曾无数次地显示过“独”，唯这句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了的话最显特殊。与此相应的是，著名蓝营人士、名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也曾明确指称“台独”是骗人的“伪议题” ，并戏称国民党“太笨，不会骗” 。李敖近似狂狷的话语，其实透露出相当的真理。
其他众多民进党和独派人士的相关思想言行不胜枚举。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民进党会提供机会让中共说服台湾人民接受统一”。当该党“立委”提出废除“ 台独党纲”建议后，一位后来担任党主席的人士明确表示：“民进党已经执政，可以考虑废除台独党纲”。同样是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的一位人士，在两岸关系上主张“宪法一中”，把高雄和厦门称为“一中两市”；去年他代表民进党同马英九竞选时，有该党支持者质疑他的立场，而一位向来被视为“台独基本教义派” 头面人物的人士站出来力挺：“ 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唯有政权不可妥协”，并鼓励他放开手脚去争取更多人支持。追溯到更早。
1991年台湾当局召开“国是会议”后，台湾“民主化”的若干重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民进党失去了攻击国民党的着力点，一度试图以强化“台独”诉求来维持对国民党的进攻力度，并于当年通过了“台独党纲”。此举导致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中惨遭重挫，“台独”被称为“票房毒药” 。此后，民进党开始淡化“台独”色彩；90年代中期，早先曾被视为“海外台独”代表人士的许信良两任民进党主席，领导该党展开趋向现实、大胆西进的“路线转型”。这位“先知”后来曾与民进党分手，进一步前进到认为应该接受“一中原则”。事实表明，民进党内固然存在一部分“铁杆台独”，但在是否放弃“台独”问题上的分歧更多地来自于对时机的不同判断与把握。
三、“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实质功能是挑动省籍矛盾，夺取和保卫政权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考察，“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性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台独”运行轨迹与政权争夺之间那种几近于函数与变量的正相关直接连动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与清晰，以至于使人联想到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中那种简洁而完美的数理模型。李登辉从“ 坚持一个中国” 到“ 特殊两国论” ，一路爬高的运动曲线下始终伴随着岛内政权本土化过程中的激烈碰撞；陈水扁从上台时的“新中间路线” 到高唱“一边一国”，从“扁宋会”时斩钉截铁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到后来声嘶力竭的“正名制宪”，表面上出尔反尔、矛盾善变，实质上都在“保卫政权”的层次上高度同一。
对上述现象，北京研究民进党的知名专家徐博东教授早在1998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彻的论述：“民进党是个投机性很强的政党，它的一切政治运作无不以选举为取向，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对于大多数民进党头面人物而言，台独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毋宁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种工具 ”。
“台独”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湾政治斗争中的功能和作用却是巨大的，这就是区隔族群，挑动省籍矛盾，进而在选举和政权争夺中克敌制胜。从历史看，从当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蛮横腐败与1947年的“228事件”，到把整个政权体系从上而下搬到台湾、大陆籍人全面占据军公教和公营事业，省籍对立就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基本矛盾。此后，国民党在 “动员戡乱” 、“反攻大陆”名义下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庞大的民意机构几十年无限期连任成为“万年国会”，这对台湾本省群众的政治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同时，当时所谓“反攻大陆”在全世界看来都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原本生活在台湾的本省民众与其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台独”就成为号召本土、与“ 外来政权” 斗争的基本武器。
此后漫长时期中，蒋氏父子先后曾在局部范围内有意识地发掘台籍精英，纳入国民党政权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韩国等国专制政权在席卷东南亚的“民主化浪潮”中先后垮台；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决然开启台湾“政治民主化”与“ 政权本土化” 的历史进程。李登辉接任后，利用党内“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制与不满，极力宣扬“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众“悲情意识”，一步步削弱党政体系中的大陆籍势力，基本实现了政权的本土化。由于对省籍情结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进党虽然已经上台执政，但在那些族群意识严重的人们眼里，他们取得的只是“半壁江山”，“出头天” 的愿望并未彻底实现；并以“95%的外省人从来不投票给台湾人” 为由，继续以族群为工具操弄“政权保卫战” 。此后八年，台湾在民主形式下所进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殊死决斗。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直接挑动族群矛盾毕竟不道德、有违基本的人权人性，而国民党则无论再怎么倾靠“本土”都不可能与自己的天然身份彻底割裂而完全放弃统一，所以“统独”就成为他们有效区隔族群、激化省籍对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选举，就刻意升高“台独”调门，以“一边一国” 、“公投”、“制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等等激化两岸关系，转而激发岛内民众“受打压”的悲情意识，最终在选举中获利。这期间，陈水扁也曾数度试图以“新中间路线” 、“ 两岸统合” 、“你国民党如果能让大陆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 在九二会谈及其所获各项协议基础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等等缓和两岸关系，试图以打开两岸僵局在岛内挖得部分中间选民支持，进而巩固政权；而每次目的未能达成之后，他就回头更紧密地拥抱“台独基本教义派”，巩固“ 基本盘” 。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台独”的工具特质。
四、两岸紧张成为“台独”势力在岛内操弄族群对立的基本前提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经过一系列“宪政改革”，民主化的各项主要目标基本实现；经过各种选举和李登辉大量拔擢本省籍人士出任党政要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本省籍民众中长期积聚的“出头天”思想大大纾解。民进党鉴于“民主牌”逐渐失去效用，曾一度试图以升高“台独”诉求强化与国民党斗争的力度，但在1991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挫。此后，民进党逐步展开淡化“台独”的“路线转型”。
就大趋势而言，如果除开两岸因素、单纯从岛内政治斗争因素看，虽然国、民两党在统独问题上尚标举不同的口号，但国民党主张的是未来“远程”的终极统一，民进党则认识到“台独”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这其实说明双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真实诉求是相互重叠的，就是“不统不独”。所以，不论是统独斗争还是族群矛盾，本来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对抗性与激烈程度。90年代中期民进党先后两位党主席中，施明德率先与外省籍色彩最鲜明的新党 “ 喝大和解咖啡” ，许信良“夜奔敌营” 并倡导建立“大联合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提议“大胆西进”，都是上述趋势的直接体现。
但是，在岛内上述趋势发展的同时，海峡两岸尤其是本来都主张两岸统一的国、共两党之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却不断升级。1993年双方在 “ 九二共识” 基础上举行了汪辜会谈，为打开两岸政治僵局展露一线曙光；但在同年年底双方都出席的APEC会议上，大陆为消除 “ 两个中国” 印象而改变已经惯称的“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提法，重提“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引出台湾当局与会成员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开宣示 “ 阶段性两个中国” 。
1995年在大陆强烈交涉后，美国仍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大陆展开 “ 文攻武卫” 予以大规模反制，结果是李登辉高票当选。1997年香港回归后，台湾当局为摆脱国际社会逐渐形成 “ 一国两制” 适用于台湾的印象，于1999年抛出 “ 特殊国与国关系” ，导致两岸两会商谈全面中止。此后，台湾方面不断重申 “ 九二共识” 就是“ 一中各表” ，并多次要求恢复商谈；大陆则以“ 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严重歪曲” 予以拒绝（这也是陈水扁上台后声称所谓“ 九二没有共识” 的原因之一）。此期间，台湾民众对“ 民进党上台会带来战争危险” 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弱，终至2000年民进党一举夺得政权。
上述过程中，李登辉与后来上台的民进党其实都掌握到一条规律，就是两岸紧张有利于他们在岛内调动与补强族群对立，有利于前者削弱党内的 “ 非主流派” ，有利于后者打击主张统一的国民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两岸持续的对抗中，大陆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与要求，在部分原本赞同一个中国的台湾民众心目中变成 “ 不近情理” 、“ 无视现实” ；大陆打击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活动，变成是对台湾的 “ 打压” 、“ 欺辱” 、“ 没有同胞情谊” ；从而形成谁与大陆对抗谁就是英雄、票就投给谁的恶性循环。
“台独”势力则食髓知味，有紧张就利用紧张，没有紧张就千方百计制造紧张，不断抛出议题挑逗大陆 “ 跳” 起来说“ 狠” 话，塑造悲情哀兵之态。在这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并不能有效稳定两岸关系，因而在岛内统独争议中逐渐处于不利境地，进而陷入政治上的全面被动；而大陆则不得不持续耗费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去反对和遏止“台独”，长期被动，疲于应付。直至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 “ 四点意见” ，这种恶性循环才得以打破。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对台研究队伍深切自省。
五、“胡四点”开启两岸关系发展新阶段
2005年3月4日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 四点意见” 。随后，国民党提出由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要求。4月，大陆在国民党并未改变 “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立场的情况下，正式邀请连战来访。两党领导人在 “ 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 中，除共同宣示坚持“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促进两岸“ 三通” 、促进终止两岸敌对状态等共识外，专门明列“ 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 。这表明，国共两党经过二十多年的互动摸索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实现了 “ 对接” ，标志着中共关于“ 两岸同属一中” 的政策思想在实践中走向成熟。笔者当时由此断言：“台独”已是强弩之末，两岸关系从此将逐步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许多对两岸关系了解不多的人士会直观地认为，去年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一系列快速而引人注目的变化，起因于民进党在去年选举中失败下台。其实，真正的变化从 “ 胡四点” 已经开始，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本着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态度，正确处理了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为台湾人民展现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乐观前景，从而也就抽去了“台独”势力长期赖以通过制造两岸紧张获取政治利益的客观基础，扭转了岛内政治运行的格局。近年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出现的种种转折性进展，都属于胡锦涛 “ 对台新战略” 的初步效应。
继“ 四点意见” 以后，胡总书记还陆续就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多次发表谈话，构成了中共 “ 对台新战略” 的系统内容，并于 2008年12月31日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总括其成。关于 “ 对台新战略” 的意义与内涵，笔者在发表于今年《中国评论》五月号的《胡六点四大思想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意义》一文中已经作过全面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这里不再详述。
六、落实“胡六点”精神，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胡六点” 从政治、经济、文化、涉外事务、军事互信等各个方面具体描绘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架构与目标，确立起两岸经由长期的经济文化融合逐步实现最终统一的正确道路。
那么，和平发展会不会导致与我们预期目标相反的结果呢？这里，对任何可能妨害统一目标的潜在因素与祸根，当然都要高度警惕，以策万全。但深究细察，就会知道这种可能更多地是存在于人们形式逻辑的推衍之中，而在两岸关系现实的辩证逻辑层面，则并不蕴含这样的结果。
首先，“ 胡六点”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架构设计，基础建立在一个中国之上，以统一为指向。对于未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负面状况，“ 胡六点” 本身内含有相应的防御机制与应对机制。比如“ 恪守一个中国” ，“ 继续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 ；比如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明确是以 “ 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为前提，并着重申明“ 不受任何外国干涉” ；比如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则一定要建立在 “ 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而最后保证这些基础、前提确实不被动摇的基础和前提，则存在于我们可以预见的国家软硬两方面实力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领土不受分割的民族意志之中。
那么，在台湾这样一个选举社会，政党轮替、民进党重新执政的可能是客观存在的，那时会怎样？其实，民进党如果能够再次以“台独”为武器重新上台、而且上台后能够继续推行“台独”路线，那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海峡两岸间主张统一的人们之间比如国共两党之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又重新回到以前那种激烈纠缠、严重对抗的局面。除此之外，民进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逐步调整政策，回归现实道路。如前所述，“台独”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之所以能够成为严重干扰两岸关系的突出因素，不是由于其能量和影响有多大，而是由于人们混淆了两岸间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对岸那些主张统一、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与我们抱持一定不同看法的人统统归诸于“台独”和“ 两个中国” ，这一方面使岛内主张统一的力量逐步失去“ 话语主导权” ，一方面导致一些本来认同未来统一的民众出于对大陆不满而转向支持高喊“台独”的人士。
现在，“ 胡六点” 已经明确指明两岸尚未统一的原因是由于“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 ” ，从根本上厘清了两岸间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正面面对不同的统一主张与立场之间的差异。这从总体上抽去了“台独”势力制造两岸对抗从中渔利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民进党不可能再依靠“台独”去获得政权，获得政权后也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样实行“台独”路线。此外，“台独” 必定退潮的内在依据，还存在于“台独” 的起源之中。1945年台湾“ 光复” 时，台湾人民对祖国充满期待， “ 全岛鼓乐，数月不绝” 。后来一些人选择“台独”，主要是对国民党接收时的种种作为、“ 228事件” 、长期专制统治的反抗，并不是台湾人天然地、绝对地非独不可。随着台湾政治转型期的结束，受两岸基本格局规限，加之我政策方针越来越合情合理、越来越照顾到台湾人民的情感与利益，“台独”退潮势所必然。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过程，“台独”不可能戛然而止，余波荡漾是肯定的，回光返照也是可能的；其中主要的观察点，仍然是岛内围绕政权进行的斗争。
近来不少论者都提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去年以来两岸关系陆续取得重要进展，一方面是台湾民众中的 “ 主体意识” 还在继续增长。其中透露出的，同样是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隐忧。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有台湾当局 “ 陆委会” 公布的各项民调数字为据。但这一现象仍然可以置于事物的运动过程进一步加以辨析。大家知道，台湾意识并不等于“台独”意识。在过去二十多年，它在台湾社会特别是某些政治人物和媒体中被逐步衍化引伸出 “ 台湾主体意识” 。“台独”势力使用这一概念时，无疑注入了所谓“ 主权独立” 、“ 一边一国” 的内容。那么，除了“台独”作祟之外，“ 台湾主体意识” 为什么在一般台湾民众中也逐步发展出与大陆相区隔、相抗衡的意涵呢？首先，所谓 “ 主体” ，是相对于客体而言，而客体的特征是从属性与受支配性。在以前两岸关于一个中国的争执中，大陆长期坚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两岸是中央对地方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没有资格如何如何等绝对排它性主张，被台湾民众认为是 “ 完全无视现实” ；相对应地，他们始终坚持两岸是“平等” 关系。
表现在政治概念上，就是“ 两个对等政治实体” ；进一步表现在理论和理念层次上，就逐步发展为 “ 两个主体” ，因而有所谓“ 台湾主体意识” 之论。其次，当前岛内民意调查中表现出的“ 台湾主体意识” 不降反升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事物变化前的过渡性社会心理反应。其中一是担心两岸关系走得太快；二是观望大陆 “ 两岸同属一中” 的理念及其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是否能够切实贯彻，还是仅仅属于一种权宜之计。可见，所谓 “ 台湾主体意识” 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如果说以往二十多年部分台湾民众从心理上走过了一个与大陆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在胡锦涛 “ 对台新战略” 确立并不断强固以后，两岸人民在思想上、感情上相向而行的一个新的战略进程已然开启，本来深藏于台湾人民血液深处的 “ 中国意识” 将不断被激活，并逐步发展成长。
深切明了以上道理，我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就会充满信心，多一份笃定，多一份从容。不能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我们与外国间的和平发展相提并论，两岸同为中国人的血脉情感、同文同语、同习同俗的文化基因将发挥它深远的影响。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大规模推进、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局面进一步形成，两岸将由经济的融合逐步达成经济的一体化，形成经济的统一。随着 “ 三通” 后两岸间“ 一日生活圈” 功能逐步发生作用，两岸人员往来及台湾民众在大陆求学、就业、定居、通婚等各种活动成为常态，民间社会联系日益绵密，人民情感持续交融，事实上将逐步实现两岸社会的融合。随着两岸交流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大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将逐渐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提供条件，为最终走向两岸政治的统一奠定基础。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彭泉波 |
